2019历史学考研中国古代史：春秋战国章节练习题（1）

考研网

考研历史学是统考学科之一，历史学专业课考试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其中，中国古代史约占整体的30%，所占比例较大。所以，中国古代史的复习很重要。为帮助考生提取复习重点，新东方在线整理了中国古代史的重点内容，希望下文对考生的复习有所帮助!
    　　第三章、春秋战国
        (前770——前476、前475——前221年)
        第三部分：章节练习题
        一、春秋时期社会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赋税、土地制度的变化：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较之西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业生产上，铁制农具开始出现，牛耕逐渐推广，水利事业发展，这都使农作物产量呈现出上升趋势。技术进步和产量提高增加了公社农民在“私田”上劳动的兴趣，乃至于多开私田并隐匿其收入，与此同时耕作“公田”的积极性却越来越下降，以至公田荒芜不治。针对这种情况，统治者不得不逐渐改变剥削方式，废止由公社农民共耕公田的做法，向征收实物税过渡。这一转变早在西周宣王时已经开始，但当时仅是在王畿，全国范围内的变化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完成的。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都是指上述剥削方式的转变。履亩而税也就是按照公社农民每人的耕地面积多少征税，井田以外的私垦土地也一并缴纳税收，这就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剥削收入。至此井田之名虽存，但已无公私田之分，三年换土易居的做法也已废止，与西周井田制相比出现了本质变化。与此相联系，各国对公社农民的人身控制有了很大加强。过去农民除耕作公田外，与国家发生关系很少。现在土地已由农民长期占有，履亩纳税，而且随着国、野划分的泯灭，农民往往还要为国家承担兵役，国家为保证财源、兵源必须加强对基层人口、土地的控制，不能像过去那样仅保持对公社的松散控制而已。反映在材料上，就是春秋各国较普遍地出现了“书社”的组织。根据古人的研究，所谓“书社”，就是将公社户口土地登记于国家籍册。这已开后世专制国家户籍管理制度之先河。
    2.等级制趋于瓦解：就周朝的范围而言，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地位上升，王室衰微，大国称霸。在各诸侯国内部，也渐渐地发生着性质相同的变化。按照周初分封之制，诸侯可在本国范围内再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他们包括国君旁系(称为“公族”)和少数异姓贵族。卿大夫的采邑大小不等，各自都建有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有家臣治事，私兵守城，相当于一个诸侯国的缩影。正如诸侯有强弱之分一样，卿大夫的实力也有很大差别，并且也在不断地互相兼并。春秋中期以下，很多诸侯国的权力渐渐为少数强大的卿大夫家族所控制，国君形同傀儡。如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因都是鲁桓公之后，合称“三桓”。郑国依次掌权的七家卿大夫都是郑穆公之后，合称“七穆”。宋国由宋桓公、戴公后裔中的八家公族专政。齐国以国、高、崔、庆四家公族和鲍、田两家异姓贵族最强。晋国较早采取排斥、打击公族的政策，用人尊贤尚功，故而国势长盛不衰，但后来权力仍被几家异姓和同姓疏属的卿大夫所掌握。随着卿大夫地位的上升，他们的一些家臣也趁机干预国家事务，其权势甚至超出主人。如鲁国就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季孙氏家臣阳虎一度掌握鲁国大权。
    3.从分封制向郡县制度过渡：传统政治秩序的破坏，还表现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由国君直接任命长官的郡县。县大约于春秋中叶在楚国产生，当时楚灭掉其北邻若干小国，将其改置为县，设县尹、县公进行统治。县尹、县公虽以贵族担任，但却非世袭之职，国君可随时对其任免调遣，因此县制实际上是传统贵族政治的对立物。后来晋、楚、秦等国相继开始推行县制，晋国县制尤为发达，卿大夫都在各自领地内设县，委任有军功者为其长官。随着县的普遍设立，晋国到春秋末期又在边远地区设置面积更大的郡，性质与县基本相同，但因地处荒僻，故地位尚在县以下。西周以来的政治结构本来是层层分封，而春秋中后期的郡县打破了这一传统，成为后世官僚制度的萌芽之一。
    4.社会结构的转变：农业发展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金属货币开始出现，传统的“工商食官”制度逐渐被冲破，到春秋后期产生了一批私营工商业者，其中一些人拥有相当庞大的资产。如陶朱公(范蠡)以“善治生”著称;子贡经商致富，“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样在昔日“贵”的阶级以外，又增加了“富”的阶级。昔日“贵”、“富”合一，现在“贵”、“富”出现了分离。与此相联系，贵贱等级不可逾越的传统观念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冲击。一方面在各国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许多贵族家破人亡，沦为平民甚至奴隶;另一方面一些平民依靠自身才干获得君主的赏识、重用，打破了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奴隶因立功得到解放的例子也偶尔可见。春秋末年，人们对社会阶层的概括已逐渐由贵贱之别转向职业区分，即分为士、农、工、商“四民”。
    社会结构变动导致了社会的复杂化，统治者不得不对传统治国方式作出相应调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成文刑法的颁布。中国古代刑法起源很早，但并无公开条文，只是由判决者临事决定惩罚标准，贵族阶层以此拥有家长式的生杀予夺权力。但到春秋后期，一些国家为形式所迫不得不改变这一传统。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前513年晋国“铸刑鼎”，都是将成文刑法铸在铜器上公诸于众。郑国初铸刑书时，晋国保守贵族叔向致信于郑国执政子产，指出此举会导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子产则回答说“吾以救世也”，指出这是时势发展的必然。总体来看，春秋是一个西周传统政治社会秩序逐步解体的过渡时期。就当时人的感受而言，可以“礼崩乐坏”一语蔽之。泛指传统制度的广义礼乐固然已无法维持，特指具体典礼、仪式的狭义礼乐也在逐步破坏。这是等级制度瓦解、等级观念淡漠带来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