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考研中国现代史冲刺笔记：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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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冲刺专业课复习知识点很多，大家要注意系统化、专题化，把相关知识点整合联系起来，把握重点。新东方在线分享历史学考研笔记——中国现代史部分。下面来看知识点：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
    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整个中国燃起了希望的火焰。紧密联合在一起的国共两党并由此而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很短的短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北洋军阀迅速土崩瓦解，工农运动席卷各地，大半个中国获得解放……但由于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陷于失败。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勃兴
        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是大会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所在。宣言不仅分析了当时中国的现状，确定了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而且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新三民主义的各项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此，它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了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实现，标志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改变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此后，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掀起了国民革命的高潮。
    二、国民革命的勃兴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国民党改组以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5月在广州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因军校校址在广州市郊珠江中的黄埔岛上，所以简称为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设立政治部，实行党代表制度，一些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及教官。至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战争的重要力量。
    工农运动的恢复与发展国共合作实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领导。1924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及胜利，打破"二七"以来工人运动沉寂的局面，成为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标志。在工人运动恢复发展的同时，农民运动也主要在革命政府的所在地广东发展起来。为了培养农运干部，进一步推动全国的农民运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农讲所"的开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涨准备了骨干力量。
    平定商团叛乱 正当以广东为中心的国民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1924年 10月10
日，受英国列强所操纵的反动武装广东商团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企图推翻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建立所谓的商人政府。在此严峻形势下，孙中山依靠共产党两广区委、国民党左派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举平定了这次叛乱，使广州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
    　　三、全国政局的演变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3年9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苏联政府1917年和1920年对华宣言的原则，表示愿意就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建立两国正式关系问题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通过谈判，两国政府于1924年5月31日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一协定的签定，不但表达了苏联政府与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而且直接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热情，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
    江浙战争
又称"齐卢战争"。直皖战争后，控制着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控实行贿选与"武力统一"，遭到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皖系浙江督办卢永祥首先发出不承认曹锟为总统的通电，并和奉天的张作霖、广东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为了击破反直三角同盟，除在北方以重兵严防奉军入关以外，在南方则利用孙传芳进入福建，与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以直系的江苏督军齐燮元夺取浙江，消灭卢永祥。1924年9月初，齐军向卢军发动进攻，江浙战争爆发。至10月12
日，卢永祥在孙传芳和齐燮元的南北夹击下，通电下野，逃往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江浙战争爆发后，张作霖以反对攻浙为借口，于1924年9月亲率15万大军分六路进关，向直系进攻。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吴佩孚自任总司令，率20万大军兵分四路，从热河到冀东之线迎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双方都把作战的着眼点放在热河和山海关。正在这时，直军后院起火，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反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斗争不断深入的情况下，直系将领冯玉祥趁两军对峙，北京空虚之际，于10月间从前线回师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的防务。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北京政变不仅使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的惨败宣告结束，而且在客观上对促进北方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大的积极作用。
    临时执政府成立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军"。为阻截直系援军北上，于12月24日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邀请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临时执政府由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并集立法、行政、军事等大权于一身，"系一种独裁体制"。但段已失去军事实力。临时执政府及临时执政本人都在军阀(主要是奉系军阀)的支配之下。段就职之日，即在宣言中提出执行"外崇国信"的媚外崇帝的外交政策，立即得到日本的支持。同一天，张作霖违背与冯玉祥在政变中所订立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密约，带兵进关，控制了北京、天津。由于段祺瑞、张作霖是日本列强的工具，因而冯玉祥被孤立并受排挤，派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
    孙中山北上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段、张也先后电邀孙中山，表示欢迎。为了迅速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言》明确表示北上的目的：要"推倒军阀";"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第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各人民团体、各政党的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12月底，孙中山到达北京。
    国民会议运动
在国共两党的大力倡导和努力下，国民会议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形成了席卷全国的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上海个阶层首先响应，成为运动的先导与高潮。12月中旬，上海百余个团体举行大会，成立了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接着，广州、北京、天津、武汉、济南等地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
    善后会议
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新成立的皖系段祺瑞执政府极力用"善后会议"加以抵制，企图通过善后会议使其统治合法化。12月24日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据此条例，能够有资格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劣绅及政治文痞，具有民明显的反民主性，完全排斥和拒绝了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但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正式召开善后会议。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争吵，通过了《军事善后委员会条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和《财政善后委员会条例》等议案后，于4月21日结束。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为同"善后会议"相对抗，1925年3月1日，国共两党所倡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20多个地方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其成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等。在一个多月的会议中，大会广泛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并作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限制外国人特权、打倒军阀和要求人民自由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决议。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合作后民主革命形势高涨的一个表现，虽然由于外国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干扰破坏，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结果，所作出的决议也不会为军阀所接受，但这场运动公开否定了封建军阀的独裁政治，使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民主政治锻炼。
    孙中山逝世
正当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孙中山因病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临终时留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嘱咐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实行三大政策，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将革命进行到底。他的逝世，引起了国内外革命者和进步人土的深切哀悼。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追悼孙中山的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从而使追悼活动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宣传活动。
    　　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中共的对策
    左、中、右三派的分歧改组前的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分复杂的团体。改组后的国民党，虽然吸收了新鲜血液，出现了生机，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由于其主体依然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有反帝反军阀的一致方面，同时又有经济政治利益相冲突的方面，尤其是国民党内原有的堕落、妥协、反革命的分子并未进行彻底的清除，因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对待革命的重大问题上必然有左、中、右三种表现。左派与右派所产生的主要分歧，表现在是赞成还是反对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赞成还是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等两个原则问题上。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之间，除了对以上两大问题的严重分歧以外，更主要的还存在着由谁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斗争。由于共产党力量的不断壮大，群众基础越来越雄厚，威信不断提高，这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突出。
    中共"四大"
为了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迎接全国大革命运动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历次大会所没有提出过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四大对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的方式与特点并未有充分的认识。同时，中共四大也没有明确提出农民的土地问题。
    　　第二节 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五卅运动与全国革命高潮的掀起
    五卅运动
1924年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预示着中国大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从1925年2月初起，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彼伏此起。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以残酷地屠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相继制造了福州惨案、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引起中国人民的更大愤怒。以上海为中心的"五卅"反帝运动为起点，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反帝革命高潮。
    省港大罢工
在五卅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省港大罢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下，省港大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达16个月之久。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促进了广东国民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巩固。
    　　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建立
    第一次东征与平定杨刘叛乱平定商团叛乱之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初步巩固。但是，当时广东的大部分地区仍被各派军阀所盘踞。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时刻企图推翻广州政府。为肃清广东境内的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从1925年2月起，广东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进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击盘踞在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不到2个月，即打跨了陈炯明的主力部队，陈率残部向闽、赣边境逃窜。接着，东征军又回师广州，一举平息了发动叛乱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的胜利，使广州革命政权更加巩固。根据形势需要，国民党中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1925年7且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其组织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下设财政部、外交部和军事部。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广州成立。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将各种地方军一律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各军先后建立了党代表制、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从此，军政开始统一，财政也渐收归中央政府。
    第二次东征与两广统一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于1925年10月间又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的部队，并收复了东江。与此同时，又进行了南征，击溃了军阀邓本殷部，克复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统一了广东全省。1926年初，已经统一了广西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等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3月30日发布两广合作宣言。两广的统一，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军阀各派势力的演变与反奉倒段运动
    第三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入关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由北京、天津向南伸展势力到鲁苏皖等省和上海市，引起以浙江督办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军阀的反对。为了自保，孙传芳自称浙、闽、皖、苏、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于1925年10月分五路进攻上海，奉浙战争爆发。奉浙战争又称第三次直奉战争。结果奉军大败，退回到山东。奉浙战争结束后，孙传芳割据苏、浙、闽、皖、赣，自成体系。在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对峙之际，兵败南下到达汉口的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在汉口宣布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通电讨奉。这时的吴佩孚再次成为当时最大的军阀之一。
    郭松龄倒戈与失败随着奉浙战争的结束，奉系军阀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全国反奉战争的影响下，奉系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并于1925年11月在滦州倒戈反奉，率所部进兵关外，连克秦皇岛、山海关、锦州，沈阳大为震动。张作霖以东北若干主权为交换条件，换得日本关东军直接出兵助战。在日奉军的联合进攻下，郭松龄兵败被杀。
    反奉倒段运动和首都革命由奉系和段祺瑞控制下的临时执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专制独裁，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因而激起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1925年11月，在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反奉倒段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共北方区委组织的11月28日和29日两天以驱段为目标的"首都革命"最为引人注目。虽未能达到目的，但得到各地的广泛响应，沉重打击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反动统治。
    直奉鲁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随着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处于对峙状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于1926年1月取得谅解，并联合山东的直鲁联军首领李景林与张宗昌，形成奉直鲁联合三面进攻倾向于革命的国民军的形势。除此而外，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刘镇华也趁火打劫，截阻国民军。在北方军阀的联合进攻下，国民军的处境日益困难。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宣布下野去苏联考察。
    三一八惨案与执政府倒台正当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激烈进行之际，1926年3月发生的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对辛丑条约签字国最后通碟的国民大会，并到国务院请愿。但请愿群众遭到事先布置的军警枪击，死伤多人，造成"三一八"惨案。惨案发生后，段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下，再也无法维持下去。4月9日，国民军鹿钟麟率部包围了执政府，段祺瑞闻讯逃匿日本使馆，执政府从此垮台。而此时由于直奉军阀联合夹攻国民军，国民军于4月15日被迫撤离北京，退往西北绥远、甘肃一带。北方革命运动暂时转入低沉状态。
    四、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即中国青年党，由曾琦、李璜等于1923年12月在法国巴黎成立，初名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曾、李等返回上海，与余家菊、陈启天、左舜生等人相结合，形成中国青年党在国内最初的组织。他们创办《醒狮》周报，随后又出版多种书刊，因此被称为"醒狮派"。又因为他们初期活动的一切主张，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发表，所以社会上又称其为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借用五四时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鼓吹反苏反共;强调"全民国家"，否定国家的阶级性;宣扬"全民革命"与"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等。为揭露国家主义派理论的反动本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团，通过《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对国家主义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国民党左派也开展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下半年后，国家主义派的影响日益缩小。
        五、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与妥协
    廖仲恺被刺案
孙中山逝世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更为激烈。1925年8月，著名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遭国民党右派指使的反革命暴徒暗杀。这是国民党右派打击左派、反对国共合作的一个举动。国民党在处理廖案过程中，给右派势力以一定的打击，但蒋介石却利用这个机会，控制了广东的军政实权。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1925年6、7月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的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以阐述三民主义为名，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反对容共政策的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是革命高潮到来之际资产阶级力图分裂统一战线的征兆。它不仅促使国民党新右派形成，为其反共夺权作了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而且助长了国民党老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并从思想上把国民党的新老右派联合起来，对革命统一战线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戴季陶的反动观点受到共产党人的猛烈抨击。
    西山会议派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决议案，并在上海成立了由右派组成的国民党中央党浚烦"西山会议派"。
    国民党"二大"
为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大会宣言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申了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利用其已获得的重要权力，为打击、排斥共产党人，夺取党政大权，于1926年3与5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退让妥协的方针，致使蒋介石的阴谋得逞，集党权与军权于一人之手，使得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以至整个国民革命潜藏着危机。
    　　第三节 北伐战争
        一、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随着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要求国民政府用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把中国革命推向全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26年5月初，国民政府派遣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分率先入湘援唐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国民党中央正式通过国民革命军迅速出师北伐案。7月1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颁布了北伐动员令。4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性质及其重要意义，号召全国人民赞助北伐战争。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北伐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北伐战争的对象是北洋军阀，当时主要有三支：一是直系吴佩孚;二是奉系张作霖;三是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军阀内部的矛盾，北伐军采纳了苏联军事顾问提出的集中兵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两湖，打垮对国民政府威胁最大而又是北洋军阀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吴佩孚，然后移主力于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再向长江以北推进，消灭张作霖。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北伐军分三路北伐：西路进攻湖南、湖北;中路取江西;东路夺福建、浙江。以西路为全军主攻方向。在西路两湖战场上，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第三、第七、第八军相配合。7月，北伐军先攻克了长沙。8月，夺取平江、岳阳，又取得了军事要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打垮了吴佩孚的主力。9月和10月，北伐军先后攻占武汉三镇，夺取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在中路江西战场上，北伐军以第二、六军为主力，9月初挺进江西。11月攻克九江、南昌后，沿江东下，克安庆、芜湖，于1927年3月占领南京。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在东路闽浙战场，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主力，10月攻占福建安定，福建军队倒戈，很快占领福建全省。浙军有的起义自治，有的倒戈，1927年2月占领杭州。3月由于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使北伐军不费枪弹进驻上海。至此，孙传芳的军队彻底溃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部分为北伐军所得。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之际，驻绥远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在苏联顾问团和中共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举行五原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随后进军甘、陕，
11月占领陕西后，挺进豫西，拟与北伐军会攻河南。
    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原因北伐军出师以来，不过半年多时间，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北伐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北伐战争是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和支持的正义革命战争;北伐军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另外，北伐军广大官兵的英勇善战，尤其是共产党与青年团员的模范作用，以及苏联的援助和顾问团的帮助，也都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原因。
    　　三、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
    工人运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工人运动得到快速发展。工会组织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不但由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发展到各县镇，而且都统一在全国总工会的旗帜之下。1927年春，全国的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人发展到200万人。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工人在罢工斗争中还组织了相当数量的工人纠察队。有的地方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直接配合北伐军的作战。在工人运动的发展中，1927年2月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以及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上海工人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军，先后三次举行武装起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农民运动
在工人运动新高涨的同时，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27年3月，农民协会组织已遍及全国18个省，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已发展到800多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从政治上、从经济上打击地主，进行反封建宗法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斗争，引起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动，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
    四、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迁都之争
为适应北伐战争胜利进展的形势，1926年11月，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12月13日，第一批由粤汉路北上抵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系会议在武汉成立，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办公，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职权。但是，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却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态度，拒不执行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提出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南昌，并截留赴武汉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部长，挑起迁都之争，公开制造分裂。由于武汉革命势力的坚决反，蒋介石的企图未能成功。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大会的主要成就是：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提高了党权;重申了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方针，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政策;强调了工农群众的历史作用，提出了支持和援助工农运动的政策。
    　　第四节 国民革命的失败
        一、列强的干涉与革命阵营的分裂
    外国列强的干涉和破坏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面临着总崩溃的危机。外国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一方面他们直接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和"南京惨案";另方面则分化革命阵营，从中寻找他们统治中国的新的代理人。
1926年底和1927年初，美、英、日等国先后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分化瓦解革命阵营，几乎都把目光盯注在蒋介石身上。
    革命阵营的分裂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中，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他一方面加紧与外国列强、地主、买办势力的勾结，另一方面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1927年初，蒋的反共活动逐渐表面化。他不但挑起"
迁都之争"，而且开始明目张胆地镇压工农运动，打击革命力量。从3月开始，在赣州、九江、南昌、安庆等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连续制造反革命事件，为其公开叛变革命进而"清共"，作了精心充分的准备。
    　　二、四一二政变与革命的局部失败
    四一二政变
1927年3月，蒋介石从江西到达上海，即在外国列强、帮会势力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决定发动政变。从4月1日开始，他召开一连串秘密会议，商谈"清党"反共的问题，加紧进行反革命事变的准备。随即从12日起，上海发生大规模的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即震惊中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继上海"清党"之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四川、湖南、江西、江苏等省，也陆续开展"清党"运动，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四一二政变标志着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新右派转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局部被破坏，国共两党共同推动的国民革命在局部地区出现夭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四一二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相对抗。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政府体制仍采用委员会议制,下设民政、外交、财政、司法、大学院等部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便发出首批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名单。随之又成立了"中央清党委员会"，统一主持全国清党事宜。于是，南京政府以屠杀为主要形式的"清党"运动遂由东南各省和两广地区陆续推及全国。
    　　三、武汉地区革命运动的继续高涨
    武汉政府对蒋介石的声讨四一二事变后，尽管革命遭到局部失败，但武汉国民政府管辖的湘、鄂、赣3省的群众革命运动继续高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的主要力量，大多集中在武汉，仍然领导这些地区。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队，依照中央命令积极开展反蒋活动。
    工农运动继续高涨在讨蒋运动中，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继续高涨。1927年6月，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汉口召开。全国的工会会员已发展到290万人。武汉的工人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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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全国农民协会的会员也增加到915万人，其中湖南、湖北的农会会员有700多万人。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已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和开始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
    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讨奉为打破反革命势力对武汉政府的包围，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北伐攻奉，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联合阎锡山，驱逐奉军出京、津地区，然后解决东南问题。21日，北伐军开始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豫西的冯玉祥国民军紧密配合。5月
31日，奉军被迫放弃郑州、开封，退至河北。6月1日，武汉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郑州，进占开封。第二次北伐取得重大胜利。
    中共"五大"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共产党于1927年4月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问题。但是，这次大会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及其危害性缺乏深刻认识，既没有从政治上彻底清算和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组织上也没有把陈独秀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因此，这次大会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未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
    　　四、七一五政变与大革命的失败
    武汉国民政府的严重危机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内部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而经济上的危机又导致政治上的危机，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逐渐右转，开始压制工农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军事上的反革命叛乱活动不断出现。武汉国民政府所统辖的两湖与江西先后出现了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的白色恐怖事件，革命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在此情况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支持下，仍把维持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不作任何应变的准备。为了不破裂国共关系，陈独秀不惜压制工农运动、牺牲工农利益以迎合汪精卫等人的胃口。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在汪精卫集团反革命面目不断暴露的同时，冯玉祥的政治态度也明显转向。6月10日，汪精卫等与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武汉"分共"与宁汉合流的酝酿。郑州会议后，蒋介石为了联冯制汉、合力攻奉，也极力拉拢冯玉祥。6月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进一步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徐州会议不但实现了蒋冯联合，促进了宁汉合流，而且促使汪加快了公开"分共"的步伐。
    七一五政变
汪精卫在郑州会议后，加快了"分共"的步伐。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不顾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对，悍然举行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和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一度被称为"赤都"的武汉。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陷于失败。
    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一是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等反动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二是由于同盟者国民党内部的右派集团叛变了革命;三是由于国民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指导上的错误。在主观上，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上很不成熟，特别是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内占了统治地位，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国民革命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