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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问西东》背后这所短暂而传奇的大学:“最穷”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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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0 14:54: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18考研复试交流群 12022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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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全国研究生初试已经正式结束,中公考研小编整理了“《无问西东》背后这所短暂而传奇的大学:“最穷”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文章,希望对考研的同学们有所帮助,并祝福考研的同学们顺利通过考试。
  最近,一部电影《无问西东》爆红于社交网络。
  许多人说自己看完电影都是哭着走出影院——感动于那一群年轻人在人生迷茫时执着地追求内心真善,感动于少年气概在硝烟中逆境下的从容绽放,感动于青春和爱情经历患难之后依然有最深情的眷恋……
  但是,整部电影最打动人心的一条线,却是背后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和大学。
  西南联大,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陈寅恪、冯友兰、陈岱孙、闻一多、华罗庚、费孝通、吴宓、陈省身、曾昭抡、杨振宁、李政道等曾在这里从教和学习。
  2018年,正值西南联大八十周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礼西南联大,致敬西南联大。
  中国所有大学都是抗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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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7月7日,宛平城弹坑遗址 / 视觉中国
  夏日的清华园,秀美静谧。
  虽已放暑假,但两百多名刚毕业的清华学生,有的在规划职业生涯,有的在为考研究所或出国留学紧张忙碌着。学校一、二、三年级的学生,都在北平西郊的西苑营房军训。
  深夜,西边隐隐传来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平静。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中国军队奋起抗战,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日寇占领北平后,大学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清华园成了日军饲养军马的地方,图书、仪器、标本被洗劫一空;北京大学红楼,成了日军北平宪兵司令部。
  7月29日,位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焚毁。日军指挥官在记者会上宣布:“我们要摧毁南开大学,这是一个反日基地。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反日基地。”
  南开的创办者、校长张伯苓,得知自己一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后,静默地坐了一会儿,大义凛然地说:“敌人只能摧毁我南开的物质,毁灭不了我南开的精神。”
  这三校中,北大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也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清华学堂,在校长梅贻琦领导下,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理工科教研机构。而南开大学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当时最优秀的私立大学。
  随着清华、北大被占领,南开化为残垣,中国高等教育步入了生死存亡之境。
  国民政府教育部立即召集三校,决定将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在长沙成立一所临时大学。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南迁,并非当时特有现象。随着日寇侵略的脚步逐渐延至华北、华东,一所又一所大学南迁,至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有77所南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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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0 15:44:25 | 显示全部楼层

  湘江之滨的临时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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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路上的西南联大师生
  1937年8月28日,国民党当局指定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三人,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勘定校址,确定院系设置及组织机构、经费分配等事宜。
  此时,从北平、天津撤退出来的三校师生,通过各种途径,辗转集中到长沙复课。这些师生中,有的是徒步到长沙,有的甚至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最终到校的三校学生共有1452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的218名借读学生。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市韭菜园圣经学院正式复课。这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是这一天,日军的飞机第一次光临长沙上空,似乎在向这所在困厄中重生的大学示威。
  经过几个月颠沛流离甚至九死一生的中国学子,终于在湘江之滨、岳麓山下,找到了一块能暂时放下书桌的地方,琅琅书声又重新响起。此时,拥挤的教室,摇晃的危楼,已经没有人再计较。
  如前所述,三所大学的文化背景、师生都各有特质,如何在战火中将三校“整合”在一起,成为临时校务委员会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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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蒋梦麟回忆说:“在困难时期,执掌一所大学是件令人头疼的事。而在战乱中的年代,与两所不同校风的大学及性情各异的教授合作,无异难上加难。”
  由于种种原因,长沙临时大学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在了梅贻琦身上——一位低调而高效的管理者。他主持秘书、教务和总务工作,负责校舍建设,还领导各种专门机构。三所大学的教学单位组成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和工学院四个学院共十七个系。同时,三校保留了各自的标记和顾问制度、毕业要求以及非正式的行政组织。
  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体并不在长沙。圣经学院只能供学校办公和法商学院教学。理学院大部分是借用湘雅医学院的校舍,文学院则前往南岳衡山的衡山书院。工学院因没有实验器材,正常的教学无法进行,除土木工程系外,学校只得将机械工程系的航空班转送江西南昌的航空机械学院寄读;化学工程系转送重庆大学寄读;电机工程系与湖南大学共同开课。
  临大的办学经费十分紧张,大约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教授的工资只有战前的70%左右,勉力能维持生计。尤其对于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长沙的学生来说,他们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几乎一贫如洗。临大象征性地收取每人10元钱的学费,并给280名特别贫困的学生发放了15元到25元不等的补助金。
  由于缺乏教室,有些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图书馆里也只有几排书架,几张桌椅和一些长凳,馆藏中英文书籍总共只有6000来册。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而老师也缺乏资料,不得不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辍,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的《新理学》也已经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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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0 17: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校园里的茅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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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剪影
  1938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春城昆明正式开课。
  初到昆明,联大主要靠租借民房、中学、会馆上课,校点分散。校舍和经费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这所大学。
  在昆明城北,当地政府给联大低价划拨了124亩地建校舍。当时的联大处处都需要钱:全部校舍需要从荒地上重建;租住的校舍需要付租金;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在战火中十有七损,要恢复正常的教学,至少要在短期内添置到原先规模一半以上;还有教师工资、学生的伙食补助……而此时此刻,学校经费奇缺,政府的拨款只有原先三校总经费的四成,即使这样,还经常难以划拨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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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思成、林徽因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
  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到了昆明,梅贻琦邀请他们为联大设计校舍。不到一个月,两个人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所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跃然纸上。
  然而,设计稿很快被否定了,原因正是缺乏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稿改了一遍又一遍: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青瓦屋顶变成了铁皮、茅草屋顶……
  当设计稿改到第五遍时,梁思成忍无可忍,他愤怒地冲到梅贻琦面前,咆哮着:“改!改!改!还要我怎么改?!茅草房?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好吧,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现在使用的木料,连盖一栋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大家都在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最后谅解我们一次,行吗?”梅贻琦恳切地说,“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行吗?”
  清华是他深爱的母校,梅贻琦是他尊敬的老师。梁思成的心又一次软了。
  半年后,一幢幢低矮简陋的茅草房填补了西南联大的校园,但根本无法想象,这些茅草房,出自两位蜚声世界的建筑学家的设计。
  然而,正是从低矮的茅草房里,走出了一群穿着草鞋的孩子,他们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计算机……
  如今的云南师大校园,仍保留着一间铁皮屋顶教室。这是西南联大仅存的土坯墙教室,马口铁做的屋顶。下雨时,雨点打在屋顶上叮当作响,有时声音大得让人听不清讲课。当年曾有一位教授无奈地在黑板上写下6个字:“现在停课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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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0 17:40:49 | 显示全部楼层

  “学术自由”的联大学风
  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和南开联合组成,三校各具特色,各有其历史、传统和风格。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而将三校学风熔为一炉的联大,则兼具“清华和南开的严谨教学的精神,及北大自由研究的传统”。
  在联大教授、经济学家戴世光看来,联大的学风可以概括为“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
  不可讳言,三所学校同处一园并非完全和谐,但共同的战争经历,促成了集体意识——三校师生都来自华北校园,而今寄居昆明,度过艰难困苦的日子。
  教授会是联大的最高学术机构。由教授和副教授选举产生,不定期开会,处理学校的大政方针。教授会每年选出11名代表,参加校务委员会——这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校务委员会还包括三校校长、各学院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和总务长。校委会讨论学校的各种重大问题,并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审议学校预算、决定院系设立废止、增添设备等。
  普通教师也可参与各种学校事务。应学生要求,教师为业余社团出谋划策。此外,联大还有各种专门委员会,一度达到六七十个之多,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包括指导防空、接待新生、颁发奖学金、指导大一学生课业,等等。
  但另一方面,三校继续自行聘请教员,各自授予学位,各建各的研究所,各自举行校庆活动,甚至保留了各自的管理机构。比如,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是陈序经,但清华法学院院长是陈岱孙。
  为了便于区别,每个学生都有一个以字母打头的学号:P代表北大,T代表清华,N代表南开,A代表联大。
  冯友兰回忆说,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好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有自己经营的事业”。
  幸运的是,西南联大在宽厚容忍、和衷共济的精神下坚持了8年之久。这8年间,虽教学条件极其艰苦,物质生活极其困难,然而联大全体师生艰苦办学,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培养各类人才8000余人,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共3882人。
  培养最好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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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联大,正在上课的学生
  昆明一家茶馆内,曾发生过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年轻人问另外一个:“爱因斯坦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对面答道:“我看了,你觉得怎么样?”问者把手一摆,很不屑地摇了摇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没什么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这样的对话无疑是狂妄而自负的,但在当时周围的人听来,也没有觉得特别刺耳。这两位年轻人,一位是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物理的开拓者。他们是杨振宁和黄昆。
  逆着时光回溯,他们还青春年少,还都是西南联大的普通大学生。
  作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联大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一理念,要求学生拥有深厚的学术基础,然后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学习。
  相应地,联大实行学分制,学生修满132个学分,其中约五分之三为选修。平均下来,一个学生每年要修七八门课,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在教室度过。
  在课程设计上,联大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可以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联大课程的另一大特色是,老师可以根据新的研究成果或基于国际学术新动向而开课。而且,由于三校雄厚的师资,即使是只有几个学生选修的极为冷僻的专业课,也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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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校外地质考察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保持独立。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学生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如经济系陈岱孙教授开《财政学》,这是一门既有理论又要联系实际的课程,有一年考试题目是“假若我当财政部长”。
  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以理学院为例,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说明联大对学生严格要求的一面: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根据战时不同的情形,联大或独自举行招生考试,或与国统区其他高校联合招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联大都严格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被录取者往往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恰如陈岱孙所指出的,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有人说,联大的学生都是尖子,是进步的,是天才。这不见得,他们还是一般的学生。一般的人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不一定天才才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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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振宁当年准考证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读了本科,后来又跟随王竹溪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45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师从著名学者费米和泰勒。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发现很有帮助。杨振宁总结:“我在中国受到了最好的本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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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谨治学的联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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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联大文学院部分教授合影。左起: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
  这张照片上的5人,人人气宇轩昂,脸上写满了明亮、自信、刚毅与智慧,充满着一种对抗厄运、坚信未来的精神。
  照片拍摄于1944年,5人左起分别是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他们都是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也正是联大教授中的代表。
  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教授是大学的中坚,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更是由当时国内最顶尖的学者构成。他们有的思想深邃、识见卓绝,有的腹笥源深、性情古怪。联大精神化身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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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家陈寅恪
  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他的学问,被历史学家傅斯年成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36岁就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清华园沦陷后,身体病弱的陈寅恪,在家人陪同下辗转来到联大。在隋唐史课上,陈寅恪在第一堂课就告诉学生,自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日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
  陈寅恪虽然名望极高,但他的课却并不以引人入胜见长,由于身体虚弱,他总是闭着眼睛授课,说话也慢条斯理。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象征了学术的至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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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友兰教授
  与陈寅恪不同,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课格外吸引人。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就像引用孔子、孟子一样。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了。还好,他的声音洪亮,足以传到窗外。
  在校园里,冯友兰常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留着长长胡子的联大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
  作为古代文学专家,闻一多的《楚辞》课是联大的“精品课程”。这是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整整一个学期,闻一多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因为闻一多旁征博引、思维严谨、见解独到,可以启发学生的学术思维。
  与“土土的”文学院的诸位教授不一样,法商学院教授张奚若总是穿着一身平整的西装,随身携带着拐杖,看起来像是一位商业大亨。
  张奚若才思敏捷,谈吐诙谐,讲课引人入胜。但考试打分特别严格,吓跑了许多学生。他最欣赏独立思考的学生,即使观点与他对立也无妨。考试成绩公布,几乎没有学生能得到80分以上。有一年,只有8个学生选修张奚若的课,他们焚膏继晷,但结果4人不及格,其中一人得了零分,却有一名学生得了100分。这件事在学校轰动一时,连校长都好奇哪个学生“有幸”得了高分。
  相比文科,理工科更容易遭受战争的破坏,以精密的仪器为基础的实验科学尤其如此,但联大的教授们却在简陋的教室和寒酸的实验室里,留下了一批达到国际水准的成果。
  理学院最出名的教授是数学家华罗庚。这位小店员出身的教授,其貌不扬,加上跛足,刚到学校时很多学生都看不起他,但他很快就以勤奋和才华赢得了学生的尊敬。
  由于生活困难,华罗庚用最便宜的价钱,租了一间牛圈上用来堆草的楼棚。牛住下头,数学大师住上头。在这个虱蚊满天飞舞的牛圈,华罗庚每晚工作到深夜。从1938年到1945年短短7年间,他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新学科——矩阵几何学,攻克了十多个世界数学史上的难题,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及十几篇论文。
  如果说数学专业的教授尚可凭纸笔做出一流成果的话,那么物理、化学等系的老师可就没那么容易。
  为了继续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就开始的分子光谱研究,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他利用抢救出来的分光仪的光学部分,加上一具低压汞弧灯,在木架上拼凑成一个简陋的分光仪,继续开展科研。后来,他的学生杨振宁证实,自己后来的工作,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关于相对论的研究,都可以追溯到自己在吴大猷指导下写的学士论文。
  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出身显赫,是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后人,却不修边幅、邋里邋遢。他极少洗袜子,一直到穿烂掉为止,有时只在破布鞋里穿一只袜子。
  曾昭抡的化学课,特别注重应用,如教学生如何制作防毒面具,甚至教学生如何净化饮用水、建厕所。他特别关心时事,并独具慧眼。诺曼底登陆的时间和他的推断仅相差48小时,而地点完全一样。即便这样,他在联大期间也发表了6篇高水平的化学论文。
  今天,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最津津乐道的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联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在写《论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么陈旧的书名,他的回答是“有中国味”。他觉得,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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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声:不屈的联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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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代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伴随着西南联大短暂的历史的,始终是战乱、轰炸和饥饿。
  虽然它的名字似乎布满了历史的尘埃,但在近代乃至整个中国教育史上,联大以艰苦的教学条件创造出卓越的教育成绩,依然熠熠生辉。
  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学部委员),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今天,人们形容西南联大,最常用的两个词是“大师云集”和“群星璀璨”。今天,人们谈论大学精神,仍常常以西南联大作为例证。
  它不仅仅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联合,更是战时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联合,学术成果与民族复兴责任的联合。“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绝徼移栽桢干质”,“尽笳吹弦诵在山城”。这是联大师生书写的教育奇迹。
  总有一首诗词让你泪流满面——《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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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全体师生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碑。当天,学校宣布正式复校。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歌的旋律,在联大校园上空久久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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