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义第五章(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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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99、2000、2001、2005年有命题）
    1.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毛泽东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逐渐把实际斗争中累积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在毛泽东1928年写的一系列报告，特别是10月、11月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得到系统阐述。
    首先，毛泽东深刻分析和论证了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这主要是：第一，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第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证。此外，毛泽东还提出红色政权还须具备五项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以上论述，表明毛泽东较为全面地揭示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科学依据。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所谓“工农武装割据”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共产党如何坚持革命、发展壮大力量为夺取革命胜利创造条件这一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基本问题，从而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基本正确的回答，但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
    面对当时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城市中心论”，毛泽东等人在领导根据地的斗争过程中，对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逐渐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束缚。1929年9月，周恩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再举行全国武装起夺取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红军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无疑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在实际上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革命重心转移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飞跃，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开始形成。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毛泽东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1）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解放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
    （4）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1930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2.反“围剿”作战与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国民党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立即将用兵重点转到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到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以红四军为骨干组成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正确领导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重大胜利。
    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是同土地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的。开展土地革命，就是要消灭封建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使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得到翻身，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1931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总结根据地土地革命的经验，要求各地各级工农民主政府发布公告，明确规定农民已经分得的田归农民个人私有，可以自主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生产的产品，除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外，均归农民个人私有，任凭自由买卖。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广大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得到翻身，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展生产和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为红军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条件下，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地依靠了农民，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革命。
    在根据地军民进行军事上反“围剿”作战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界人士还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反“围剿”斗争，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左翼文化工作者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音乐等）和社会科学论著及译作，对于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的杂文，瞿秋白的评论，茅盾的小说《子夜》，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鲁迅，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斗争中成了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