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讲义第五章(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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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历年无命题）
    历史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又称红一方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强渡湘江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指战员，他们开始产生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张闻天、王稼祥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样，当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并在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朱德，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从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转折。
    遵义会议表明：作为一个严肃的、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并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全过程的某一个时期内，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其他原因，党和党的领导人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错误有两重性。它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又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犯错误的教训，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自己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从而把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坚持下来并推向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