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复习指导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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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1999理.23】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陈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治国大计，尝试采取和平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与进步，并寄希望于当时的权臣李鸿章，以“求知当道”，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但没有结果。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标志着李鸿章等所开展的洋务运动的惨败，使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清王朝已经不可救药，转而开始从事反清的革命运动。从此，孙中山放弃改良主张，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1998文.5】同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权。【1991文.2】
　　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立即着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和防营进行武装斗争。1895年10月，孙中山决定进行广州起义，但由于消息事先走漏，失败，他本人也流亡国外。1900年 10月，孙中山又在惠州举行了起义，起义历经半月有余，最终失败，但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对民族民主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1904年，孙中山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只有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1999理.23】
　　从1901年起，进步知识分子在日本和国内出版了大批书报杂志，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1903年，先后有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发表，这些著作被广为传播，影响全国，形成了一个宣传民主革命思想高潮。
　　1902年4月，章炳麟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宣传反清革命。而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美化清政府，诋毁革命。1903年6月，章炳麟在上海《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严厉批驳康有为的种种谬论，为革命高唱赞歌。他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1903年6月，邹容在上海出版《革命军》，章炳麟为之作序，在《苏报》上加以介绍和推荐。邹容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根绝君主专制，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他强调“我中国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军》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清政府勾结租界逮捕了章炳麟，后又封闭了《苏报》。邹容出于义愤，主动投案。这就是轰动全国的“《苏报》案”。邹容备受折磨，含冤死于狱中，年仅21岁。1903年，留日学生陈天华写的《猛回头》、《警世钟》在日本东京出版。作者用白话文和民间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两书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两湖学界和新军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组织上进一步积聚力量，反清的革命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1904年2月，黄兴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华兴会，推举黄兴为会长，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会员达500多人。同时准备举行的长沙起义，未及发动即遭镇压。 1904年7月，吕大森、刘静庵和张难先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同年10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宗旨。光复会主要在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和会党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其他不少省份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建立，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准备了条件。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推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部总干事，总理不在时主持会务。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在上海、重庆、香港、烟台和汉口建立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以《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机关刊物。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而建立起来的，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个全国性革命组织。它有明确的章程、纲领;会员入会有规定的组织手续，入会后有相应的组织纪律;有公举的领袖。因此，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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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1998理.30】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但是，民族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帝主张，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
　　民权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创立民国”，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完成政治革命。这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孙中山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制政体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因此，仅有民族革命是不够的，应在进行民族革命的同时，进行政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无疑是顺应历史潮流，具有战斗力、号召力的纲领。
　　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
　　民生主义的内容为“平均地权”。基本方案是：核定地价，按价征税，涨价归公，按价收买。孙中山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均要向国家申报自己的土地数目，由国家核定地价，按地价征税，土地价格上涨之后，收入增加部分应当归国家所有。孙中山认为，中国不用征税，仅仅靠地租收入，就足以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鉴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孙中山试图探讨一种一劳永逸的办法，既使中国走向富强，又可避免两极分化，贫富悬殊，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民生主义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难以成为发动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四、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领导反清斗争的同时，还号召革命派“竭力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在1906年到1907年间，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双方进行了一场思想论战。
　　论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保皇派从维护清朝封建政权出发，宣扬“忠君保皇”，鼓吹光绪皇帝“圣德”，反对革命。革命派则针锋相对，以种种事实论证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才能挽救民族危亡。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是行君主立宪还是创民主共和政体问题。革命派批判了保皇派所谓“民智未开”、只能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认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和革命的实践，定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适应世界“进化之公理”。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是维护还是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保皇派极力反对“平均地权”的政策，革命派则认为只有“平均地权”，才能改良“地权之失平”、“人权之失平”，才能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达到社会的平等。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论战使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这个胜利，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未能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第一，革命派未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不敢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帝口号，反而希望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第二，革命派停留在对民主制度的形式理解上，缺乏对民主建政的深入认识，其方案也不十分具体和具有可操作性。第三，革命派未能把土地制度改革和反对封建主义联系起来，从而无法真正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这些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