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年轻人会成为悲催一族吗？
去年4月我参加博鳌论坛期间，在谈到年轻人安全感的问题时曾发过一条微博：“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周遭的环境从来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来自你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自己。”王树彤
敦煌网创始人和CEO，曾在微软中国任职六年，2000年担任卓越网CEO，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十大IT风云人物”等称号。2011年11月，王树彤女士被任命为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委员。
《南方周末》的报道《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扫大街也是公家的人”》，又令我想起去年谈论过的“安全感”话题。这些竞争清洁工岗位的高学历毕业生，看重的并不是清洁工作本身的高尚，而是“事业编制”，认为拿到“事业编制”即获得了所谓的“安全感”。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家长，都把体制等同于安全感，纷纷向体制内寻找安全感。年轻人主动或被动地迷恋上了体制内的生活，争做“公家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倒退。多年前被抛弃的陈旧观念，如今又被捡了回来。
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不同背景家庭的故事。一个是我认识的一位小区保安，夫妇俩都是国企下岗职工，俗称“4050”，年轻时吃的是响当当的“公家饭”，都以为会在国有企业干一辈子。而事实是，夫妻双双遭遇下岗，被买断工龄，丈夫做了小区的保安，妻子在一家私营服装店做营业员。有意思的是，虽然有过这样人到中年被抛弃的经历，他们却一定要大学毕业的儿子考公务员，因为他们仍然认为“只有进体制才有安全感，干什么都没关系”。
另一个家庭则属于相对富裕的阶层，夫妻两人改革开放之后辞去公职下海，开私人牙医诊所，经营多年，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家底。女儿大学毕业最初两年很有上进心，进了一家外企，月薪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刚想在职场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妈妈却托关系给她找了一家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到手收入只有2000多元。这个女孩每天开着父母给买的跑车去单位上班，中午照例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这么一算，她每天是贴钱上班。可妈妈却对她说：“赚不赚钱没关系，我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样才有安全感。”如今这个女孩子已经完全没了当初在外企打拼的劲头，因为她觉得目前的工作挺容易混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现实或者预期，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回流。
其实比体制更具“毒性”的，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我们对于真正的“安全感”的认识。我们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开放且不可能逆转、不可能走回头路的时代。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或许给大家更多的是对安定生活的想象，走上一条貌似稳定的人生道路。然而，像当年的“4050”从没想过会下岗一样，所谓的“稳定”仍不可预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表示，明年我国将努力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建设，公务员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目前臃肿的公务员队伍10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下岗潮。特别是，逐渐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精简机构，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也正在向企业改制。缺乏商业社会的生存技能，加之长期形成的国有单位固有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会让如今在体制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很难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头再来”。
已经有人给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生涯算过一笔账：中国公务员689万，起步22岁+试用1年+科员3年+副科3年+正科7年+正处11年=47岁，大多一辈子只能到正科。假如在政府部门待几十年，才混到正科级，碰到精兵简政的风潮，你可怎么办？
近两年我们谈论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蚁族”，指的是体制外那些为生活艰难打拼的青年。“低收入”“群租”“生活艰辛”，成为形容部分大学生毕业后生活状态的标签。相比体制内的青年，他们的生活确实显得悲催。然而我在不同的场合，一直在为“蚁族”加油。年轻人只要努力，配合一定的眼光，必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正如我文章开头提到的，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我们要看的是5年、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跨度，只要尚未走完一生，人都不能过早给自己结账，计算这辈子是赚了，还是赔了。
而若干年后价值观回归时，今天这些期待旱涝保收、向体制要一生安全的年轻人，明天多半会成为最悲催的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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