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精选教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5)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本章导学
概述：
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政权，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推向了最高峰；洋务运动开始了求富求强的积极努力，创办了近代工业，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戊戌变法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发动了一场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这些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经验也有教训。
本章重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以及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及经验教训。
命题重点：
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为支付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同时也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清政府加重了赋税的征收科派。各级官吏在征收钱粮时往往浮收勒扣，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更为加重。
2.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4.天京事变：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
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
7.洋务派代表：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8.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
9.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也有借此加强海防、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
10.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后张之洞等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1.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12.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
13. 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依赖性、腐朽性。
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
16.宣传变法理论的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
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19.“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为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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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考点详解
第一节 农民群众斗争风暴的起落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一）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的建立
农民是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主要的压迫对象和反抗力量。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官僚占有全国绝大部分土地。农民租种地主土地，需要把全年收成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鸦片贸易在战后进一步泛滥，导致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又额外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残酷剥削，逼得人民群众举行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北方的白莲教、捻党，南方的天地会等纷纷揭竿而起。尤其两广地区受西方侵略之害更甚，反抗斗争更激烈。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社会的动荡、黑暗，人民的苦难，自身坎坷的经历，使他走上了反清道路。于1843年创立了拜上帝会，冯云山和洪仁玕率先加入。随后他们在两广部分地区宣传教义，发展组织。1844年至1848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三篇文章，宣传教义并为起义作思想准备。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群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起义，建号“太平天国”。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9月下旬攻占永安州，洪秀全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在永安还颁布了《太平礼制》、《太平官制》、《天历》，建立政治、军事、行政、礼仪等一整套制度。太平军随后由广西进入湖南，得到很大发展。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全军号称50万人，随后分水陆两路，沿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捷报频传。3月19日占领南京。洪秀全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至此，建立起一个与清政府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建都南京后，太平军又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林凤祥、李开芳率两万精兵北上试图直捣北京，未果。西征则溯江西上，扩大太平天国的控制地区，经三年多的反复斗争，到1856年春季，西征取得重大胜利，清军用来包围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亦被攻破，安徽、江西两省大部，湖北、江苏一部分等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太平天国所管辖。此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进入了全盛时期。
（二）《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1997文理.25】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是最能体现太平天国社会理想和这次农民起义特色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有关土地制度的规定。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将土地按亩产高低划分为9等，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的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都以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两”来实行管理，每25户为1“两”。生产所得，“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希望通过施行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所以，《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起义农民提出的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社会改革方案。
《天朝田亩制度》的主张，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表现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是对以往农民战争中“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发展和超越，具有进步意义。不过，它并没有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它所描绘的理想天国，仍然是闭塞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又是一个没有商品交换的和绝对平均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具有不切实际的空想的性质。而且，《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即使在太平军占领地区也并未付诸实行。
正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在实践中的苍白无力，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不久，他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它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方面，主张“禁朋党之弊”，加强中央集权，并学习西方，制订法律、制度。在经济方面，主张发展近代工矿、交通、邮政、银行等事业，奖励科技发明和机器制造，尤其是提出“准富者请人雇工”，这就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生产力的领域扩展到生产关系的领域，即开始提倡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了。在思想文化方面，建议设立新闻官、新闻馆，破除陈规陋俗，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社会福利事业。在外交方面，主张同外国平等交往、自由通商，但严禁鸦片输入。对于外国人，强调“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资政新篇》是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洪秀全看到后，几乎逐条加以批示，对其中绝大部分条款表示赞同，并下令镌刻颁布。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付诸实施。
（三)从天京事变到太平天国败亡
正值太平天国全盛之时，1856年8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史称“天京变乱”。其结局是：居功自傲的杨秀清及部属2万余人被杀；有野心的韦昌辉被处死；石达开负气率精兵10多万人离开太平天国，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天京变乱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为挽救危局，洪秀全封青年将领李秀成为忠王、陈玉成为英王，加上从香港辗转抵京的洪仁玕，重建了太平天国后期领导核心。太平军将士英勇苦战，多次重创清军，并与外国侵略军“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英勇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但太平军将士的英勇作战，终未能阻止太平天国形势的逆转。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终在清王朝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进攻下失败。
二、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一）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意义【1995理.6】
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持续14年，纵横18省，在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沉重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严重动摇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第二，它英勇地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捍卫了民族尊严，使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企图受到严重挫折。这说明，农民阶级不仅是近代中国反封建的主力军，也是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独立的忠诚战士；第三，它对近代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特别是《资政新篇》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设想，超出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眼界。第四，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其中时间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总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全面展开作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二）太平天国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清朝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主观上则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他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政策和斗争策略，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分散的个体生产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团。
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但是，拜上帝教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以虚幻的力量代替农民起义者自身的努力。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开始时，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斥之为“妖书”。后来，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不过，删去的主要是与太平天国宗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封建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了下来。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这是很正确的。但他们不能把西方国家的侵略者与人民群众区别开来，而是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这说明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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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洋务运动的兴衰
一、洋务事业的兴办【1995文.13】
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逐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极大地冲击了清政府的统治。面对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等，主张学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恭亲王奕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倡导洋务的首领，他提出处理“内乱”和“外患”的方针是：“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具体怎么办？奕提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任命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随之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后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实际上，这一时期两江总督一直由湘系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等担任，直隶总督则长期由淮系的李鸿章担任，上海和天津成为南北举办洋务的重要基地。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作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冯桂芬。他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进一步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派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举办洋务，是从近代军用工业着手的。洋务派举办军事工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同时，洋务派办军事工业也有加强海防、边防，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在内。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归纳起来有三方面：
（一）兴办近代企业
洋务派首先兴办的是军用工业。1890年以前，在全国各地共创办了20多个军工局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个：1865年，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中遇到资金奇缺，原料和燃料供应不足，以及交通运输落后等困难，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重点是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铁路、电讯等事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这些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虽然受官僚的控制，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
（二）建立新式海陆军
1861年1月，奕、文祥等奏请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随后，天津、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纷纷成立洋枪队，使用洋枪洋炮，聘请英法等国军官为教练。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是用洋枪装备的军队。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清政府兴起海防之议。1875年，清政府任命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到19世纪90年代，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南洋水师、北洋水师。其中，北洋水师是清政府海军的主力，一直由李鸿章管辖。
（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
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为此，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创办新式学堂30多所，主要有三种：一为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培养翻译人才；一为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一为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
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及其失败
（一）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
第一、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同时也发展若干民用企业，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新式学堂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形式，都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有很大区别，打破了旧式教育和科举制度的一统天下，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军事人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大都成为重要的专业人才，比如，赴美幼童中的詹天佑成为著名铁路工程师，留英的严复成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
第三、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第四、引起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价值观念也受到冲击，社会风气也有所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的观念都受到很大冲击，商人、商业在社会中的地位明显提高。在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方面，传统的“夷夏”观念也有改变，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再被视为“奇技淫巧”，“西学”成为中国求强求富的学问。这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
（二）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批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首先，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封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维持封建的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发展一些近代企业，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服务。洋务派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既要发展近代企业，却又采取垄断经营、侵吞商股等手段压制民族资本；既想培养洋务人才，又不愿改变封建科举制度。
其次，洋务运动对西方列强具有依赖性。洋务派官员一再主张对外“和戎”，其所兴办的企业一切仰赖外国，他们企图依赖外国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无异与虎谋皮。
再次，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所创办的一些新式企业管理基本上仍是封建衙门式的。表现在：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经营不讲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下；即使是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大多也是由政府派员管理，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中日甲午战争中，洋务派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弱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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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夭折
一、戊戌维新运动
（一）维新派倡导救亡和变法的活动
维新运动兴起的原因：一是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民族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是维新运动兴起的物质条件。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民族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他们在从事洋务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新式枪炮船舰和兴办企业，还不能使中国富强，因而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吸收西方国家进步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中日甲午战争后，人们普遍对洋务派所标榜的“求富”、“自强”的口号发生怀疑，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迅速形成颇有声势的变法维新的社会思潮，并于1898年发展成为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通过以下行动宣传变法维新主张：
第一、向皇帝上书。康有为曾先后7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1895年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共同发起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则成为举国注目的倡导维新运动的旗手。
第二、著书立说。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人类公理》等著作；梁启超写了《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的前两篇，名为《天演论》。
第三、介绍外国的变法。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了《日本变政考》等书，希望中国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走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道路。
第四、办学会、办报纸、设学堂。影响较大的学会有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影响较大的报纸有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重要的学堂有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长沙时务学堂等。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
维新派以各种方式宣传变法主张，培养骨干力量，制造社会舆论，重点则放在争取光绪皇帝及其周围的帝党官员的支持上，希望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
（二）维新派与守旧派的论战
封建守旧派和反对改变封建政治制度的洋务派，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维新思想发动攻击，斥之为“异端邪说”，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于是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论战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守旧势力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否则就是“违背天理”。维新派指出，事物的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世间的万事万物“无时不变，无事不变”，“祖宗之法”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中国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乃亡”。只有维新变法，才能挽救危亡。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守旧派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维新派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认为只有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才是当时中国理想的政治方案。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守旧势力认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不可改变的。维新派痛斥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要求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
维新派和守旧派的论战，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论战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比较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通过这场论战，进一步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思想，也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为维新变法运动作了思想舆论的准备。
（三）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由于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在维新派的推动和策划下，富有爱国心、想要有所作为但又无实权的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希望通过变法维新，来救亡图存，并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大权。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囚禁、新政失败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103天中，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其内容归纳起来：
政治方面：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准许创办报纸和上书言事。
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总局与铁路矿务总局，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农会，注重发展农业，提倡西法垦殖；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等。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筹设武备学堂等。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广设学堂，创办京师大学堂；提倡西学，设译书局，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等。
这些新政的内容，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先进文化科学的传播都是十分有利的。它给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参与政治的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官僚制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在这些诏令中，只字未提维新派梦寐以求的“君主立宪”。可见，百日维新没有触动清朝统治基础，改革是很不彻底的。
维新派经过光绪皇帝试图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经过密谋策划，守旧势力于1898年9月21日发动政变，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下令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国外。谭嗣同拒绝出走，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支持变法的张荫桓等帝党官僚被遣戍新疆，陈宝箴等人被革职永不叙用。除京师大学堂和各地新式学堂被保留外，其余新政措施均被废弃。一切旧制随之恢复，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二、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和教训
（一）戊戌维新运动的意义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维新派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要求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维新派的政治实践和思想理论，不仅贯穿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维新派要用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其颁布的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措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社会进化等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形成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并对近代教育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
第四、戊戌维新运动在改革社会风气方面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维新派主张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陋习，主张“剪辫易服”，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
（二）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维新运动的失败，客观原因是由于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强大，主观原因则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后者主要表现是：第一，维新派希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又不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甚至把实现改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同样也是封建势力代表的帝党官僚身上，这就南辕北辙，难以成功；第二，维新派反对外来侵略，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但却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缺乏深刻认识，甚至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第三，更致命的是，维新派自己既没有真正的实力，又完全脱离群众，甚至仇视农民革命。
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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